1964年，福建闽侯县，28岁劳改人员郑仁义趁看守不备，躲在茅厕伺机行动。待看守转身离开视线，他当即跳入粪坑，顺着预设暗沟前行，沿沟壁爬出劳改场所高墙，随后逃入后山密林之中，借机潜逃藏匿。
1985年，闽侯县大湖乡开展了一次针对偏远山区的治安清查。两名民警沿江洋农场后山的深沟一路巡查，翻过几道山梁，在接近一处废弃炭窑的山洞口，看见有淡淡的烟气从石缝里透出来。
他们摸到洞口往里看，只见一个浑身黑污、头发结成硬块的人蜷在石壁旁，正用半截铁罐头盒煮着什么。看见民警，那人慢慢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说了一句：“不用绑，我跟你们走。”
押回派出所后，无论怎么问，这人只报了一个名字：郑仁义。民警查阅旧档，发现这是个压了二十一年的名字——1964年从江洋农场跳粪坑脱逃的国民党派遣特务，案卷上的追逃编号至今还挂在册。算一算，他在山里已经藏了二十一年。
郑仁义，1936年生于台湾台南，父亲在日据时期做过小生意，家境勉强维生。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他读完中学，凭着一副好身板和机敏的头脑考进台北警官学校。毕业后分到台北市警察局，干的是一线刑事侦查。他学过跟踪、讯问和情报搜集，在警局里待了将近五年。
1961年，国民党情报机构在警界挑人，看中了他。1962年春，他被授予上尉军衔，带到秘密训练点学了爆破、密写和电台操作，两个月后便被派往福建沿海执行渗透任务。
1962年6月的一个深夜，一艘机帆船把郑仁义和另外两人送到闽江口附近的海滩。登陆不到两小时，三人就被海防民兵巡逻队咬住，双方在滩涂和甘蔗地里追逐了几里路，最终全部落网。
郑仁义后来才知道，他们的行踪在出发前就已经被掌握，海防沿线早在几天前就接到通报加强了布控。审讯后，他以特务罪被判处八年劳改，送往闽侯。
从踏进劳改场所的第一天起，郑仁义就在琢磨逃跑。他在台北警局学过勘查地形，这点本事被他用来观察高墙、铁丝网和看守的作息。厕所、排水沟、掏粪口，这些别人不留意的地方他全记在脑子里。
1964年的那次农场参观，本来是一次常规的集体活动。福建省军区组织在押被俘特务到江洋农场接受现场教育，同行的有部队押解人员和公安。午饭安排在农场食堂，饭后分批去食堂后面的旱厕解手。
厕所建在坡坎上，粪坑很深，后墙外的掏粪口平时用一块木板虚掩着，连着一道排雨水的暗沟，沟的出口在农场土墙的外侧。这些情况，郑仁义在上一次来农场劳动时就摸清了。
他故意落在队伍最后，等看守转身去招呼前面的队伍，迅速跳下粪坑，整个人沉进稠腻污浊的粪水里，顺着暗沟往前爬。暗沟窄得几乎卡住肩膀，他憋着气，拼力用手肘和膝盖往前顶，爬了大约二十米，从墙外的一个杂草掩盖的沟口钻了出来。趁着外围警戒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一头扎进了后山。
农场的警报拉响后，公安、武警和附近四个公社的民兵共四百多人把整片山围了三层，连续搜了七天。山道设卡，山沟拉网，连石缝和炭窑都用竹竿捅过。郑仁义躲在密林深处一个被野藤遮住的岩穴里，白天趴着不动，夜里才敢爬到溪边喝水。
搜山的人先后三次从距离他藏身处不到三十米的地方走过去，愣是没发现。七天过后，外围的卡撤了，但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长期追逃名单。
此后二十一年，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。1979年对台政策开始转向，两岸关系从炮击对峙慢慢走向喊话交流。这些事，郑仁义断续从山下偶尔飘来的广播声、从进山砍柴人遗落的破报纸碎片里知道一些，但每一件都跟他没有关系。他不敢下山，不敢跟任何人接触，甚至不敢在同一个山洞里连续住超过三个月。
他的野外生存技能比普通逃犯要强得多。春天挖蕨根和野山药，夏天摘野桃野枇杷，秋天在阔叶林下找菌子，冬天掏松鼠藏的坚果。他学会用石头砸出火镰，但极少生火，怕烟被人看见；后来改用凹面镜聚太阳光取火，只在天快黑时躲在深洞里用。
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，找不到吃的，他刨开积雪挖草根，饿得两眼发黑，硬是靠吞生蚯蚓和树皮下咽撑了过来。他给自己搭过树屋，也在废弃的矿洞里住过两年。山里得过疟疾，没有药，烧得人事不省，躺了十几天竟自己扛过来了。
被抓获后，法院对他的案子做了重新审理。调查确认，郑仁义在潜逃期间没有与外界联系，没有再次从事危害活动，没有伤人，也没有发现其他犯罪行为。他唯一触犯的是脱逃罪。1985年底，法院以脱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，与原案剩余刑期合并执行。1986年，郑仁义刑满释放。
出狱那天，管教告诉他可以联系台湾的家人，他摇了摇头。离开监狱大门时，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，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和自行车，表情很平静，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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